最近，我在看莫言的《红高粱》。
红高粱作为《红高粱家族》的第一部分，整体以胶平公路的伏击战为主线，其间以意识流的结构穿插着回忆，使人不断联想在这片高粱地里发生的故事。叙述主体在“我”“父亲”“爷爷”“奶奶”之间自由转换。看似凌乱的剧情发展够成了意识流叙述风格的特色。
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戴凤莲在弥留之际，有一段对生命的留恋和热爱的话：“天赐我得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美丽的世界。
莫名其妙的有很多感触，却不知道来自哪里，因为触目惊心的赤裸的战争描写，还是离我遥远却感觉似曾相识的高密乡的味道。或者，这些我根本没有懂得，或许我什么也没有从这本书得来，但是，内心总有那么一点抽搐。我会想象着静静的躺在高粱地里，嗅着黑土地的芬芳，听着烈风拂过高粱头颅的瑟瑟之声，还有渗透在空气里甘冽的高粱酒的醇香。抹去眼里的那份聪明伶俐，摘下头上的家兔耳朵，纯粹的沉浸在这片高粱地里，浸泡在浓浓的高粱酒香里。
我没看过电影《红高粱》，当然这之前也没看过原著。直到莫言因诺贝尔文学奖而名满天下，我才把书借来看看。
我看它的时候是个分外晴朗的下午，你难以想象在一个冬天几乎没有太阳的地方享受一个明媚下午的愉悦，但是在这个令我无比欢喜的下午却因为这本书让我像是处在满是烈火的水中，纠结不已。我陷在这个热血正义但兽性的余占傲的角色中，我纠结的经历着他经历一切，他的作为他的思维让我难以理解，书中的暴力和残忍更是让我无法理喻——为什么要用那么极端的方式处理事情呢?这可能是我完全脱离了那种社会我根本感受不到那种社会下人们的价值观。但同时我不得不惊叹于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那样惊艳放抗。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苦难的反抗与不满。他们坚强地守护自己的自由，傲然地活着。看完这本书我仿佛看到就一群流着高粱血统、浑身散发着鲜活人性的红高粱地英雄。
读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莫言写作时倾注了大量的感情的同时娴熟地卖弄着小说的技巧，倒叙插叙，让整个时间线索混乱中又具有合理性，让我有时有些小迷糊的，但看完之后又对作者这样的安排赞叹不已。全书的高潮“余司令伏击鬼子，‘我奶奶’牺牲”被安排在最前面，后面抽丝剥茧般地展开余占鳌和“我奶奶”的爱恨情仇，讲述“我奶奶”生前身后的各种故事。莫言对于线索的熟练掌握表现了他胸怀大局，能在这看似繁琐复杂的线索写作并掌握好中清晰的理清思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对于读者的我有时都找不到头绪。同时作者独特的创造人物的视角也给我很大的冲击，《红高粱家族》虽然是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描写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他并非像以前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塑造的是几乎完美的正义的爱国英雄，是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对比。《红高粱家族》中塑造的一些列抗日的英雄却是正义与邪恶共存的复杂体，他们是一群独特的，有着鲜活的生命与人性，那应该就是红高粱特有的吧。作者是以怎样独特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的呢，我想这是他以往经历所致。
为了能理解作者这样独特的视角和惊艳的作品我先了解了一些他的背景，莫言是农村的，他小的时候受过一些磨难，曾加入解放军。我想就是这些经历让他有灵感写出这本书，他把他看到的农村思想放大，他把自己小的时候的磨难放大，把在军队中经历的种种放大出来。我知道《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是莫言的早期作品，也算得上是莫言的成名作，因为张艺谋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这部小说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在电影的渲染下很多人关注的了这本充满野性和对原始欲望的张扬的《红高粱》，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时候称莫言作品为“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正是莫言的作品带来的这种兽性而残忍的力量，撕去了文明社会下虚伪的温情面纱，直接剥开战争、死亡、情欲外面的画皮，展现最残酷的一面呈给读者，它不是一般文学作品那种含蓄而优雅的表达，而尽是直白地描写暴力、肮脏和残忍，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人性。这也是作者的以往的经历所带来的吧，在童年时的经历让他看到这些人身上野性，在军队的经历让他痛恨战争，因为他看到战争让人隐藏的残忍、暴力和残忍暴露出来。
看完这本书让我相信曾经的经历是写作的灵感，当我们经历的事越多我们就越有积淀，有积淀才有灵感。如果不是莫言以前的经历他怎么会有这种灵感和体会，又怎么写出这样惊艳的小说。让一个从小生活在温室中的作家写这种经历很多磨难的人物是不可能的，写出来的文章也只是一堆词藻的堆砌没有任何感情。另一方面也在提醒我，不要一味羡慕别人的成果，那是经历风雨后的沉淀，要想有一番作为还得自己去争取。
莫言的《红高粱》一书，不仅以抗战为历史背景，而且语言极富感染力，人物性格鲜明， 读罢《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 和那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著名导演张艺谋也曾将 《红高粱》搬上荧幕。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 “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特征。
在《红高粱》中有一个鲜明的意象就是红高粱，它代表着莫言所向往的洋溢着生命力度的充满狂欢色彩的酒神精神，是生命强力的象征。作品中多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人的生命强力。这部作品以红高粱为名，而且第一章也以红高粱命名，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红高粱世界，到处弥漫着红高梁的气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喜食高粱的乡亲们也都具有了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挺拔、坚韧、坚固、团结、伟岸、生气蓬勃、狂放不羁、英勇无畏。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的地方。 《红高粱》表现出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她)们健壮的体能、强壮的气魄，敢爱敢恨，重生轻死的民间情怀。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由此莫言在《红高粱》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通红的高粱地里，洒遍了爷爷奶奶们、我父亲的、刘罗汉、刘副官、方六，“刘吹手”们的鲜血，也留下了他们辉煌的战果——鬼子们的鲜血。这些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光明磊落、直率坦城，不避生死、敢爱敢恨的人格力量，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威然屹立的民族精神。
《红高粱》一大片高粱地为背景，有点神秘气息，很多情节都是在高粱地里牌的。其中，那女主角的爱情也是在那片高粱地里磨擦出火花的。
红红的高粱，却没有人收，因为那是一片野高粱。漂亮的新娘，今天就要嫁人了，新郎却不是自己的意中人。
爱情的力量总是伟大的，尤其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大汉，他们的爆发力是不可估量的。他为了她，可以去杀人，可以为尊严而战，他，活得真男人。
人本人来了，打破了一切的平静，不论是男人女人，都有满腔的热情。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国耻，但是他们明白谁是恩人，谁是罪人，他们不愿意苟活，愿意为自己的朋友舍弃自己的小家。
喝了这碗高粱酒，见了皇上都不用低头，更何况狗日的日本鬼子。
他们用简单的方法，炸毁了日本人的军车，他们用自己的身体证明：中国人是顽强的，是打不垮，吓不倒的，就连最纯朴的农民也是如此。
20__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莫言无疑收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显然是共产主义作家的胜利，也反映出老牌资本主义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对社会主义的妥协与退让。
作为莫言先生的代表作，《红高粱》显然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十分醒目地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上，不仅是仅有的中文创作作品，更是80年代以来唯一入榜中文书。
在本书中设有两条平行的线索：“过去式”写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现在式”写爷爷背着父亲正在进行着的一场伏击战。这两条线索时隔几十年，交叉进行，且均属过去，与现在无关。但令人无不惊讶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写的那样波澜壮阔?
显然，莫言在小说中的历史描述别具一格。他曾被归为“寻根”一派，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乡山东高密寻到了自己的根。对于莫言来说，高密是一个悖论，简单来说它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超脱又最世俗，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的地方。
在这片土地上，莫言树立起了一个复杂的形象——爷爷，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通奸犯，一个土匪，而他又是个抗日英雄。如此这样一个形象，完全不同于文学中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丑善恶与一身，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和不一样的体验。作品中的奶奶也是反传统的。当她被父母为换取一头骡子而许配给麻风病人时她勇敢地选择了与爷爷通奸，以此来进行反抗。而奶奶临死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变得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可见，莫言的小说推翻了传统抗战小说的模式，重构历史，模糊了过去和历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与恶、好与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他的笔下才有如此真实丰满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红高粱》还在浓浓的乡愁里洋溢着对祖辈们深深的崇拜。在莫言心里，爷爷充满了着迷的男性的力与美。爷爷是一介樵夫，单却胆敢为了奶奶，为了一段“奸情”去杀人。本是农民的他，却为了反抗日寇而成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介女子，却也敢爱敢恨，具有男子的气魄。就连当时十多岁的父亲，也是一个敢拿起勃朗宁就射的小英雄。这就是高粱地生活过的人们，他们代表着一种向上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辉煌”、“凄凉可人”、“爱情激荡”的红高粱，可能就是莫言一直要寻找的精神家园吧。
《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烈的赞美。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是过往民间直接中所蕴涵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高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个性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在那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能够透过其描述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即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粮食，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
“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有正统礼貌观念所认定的所谓的“历史主题”，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应用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读后感·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礼貌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礼貌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精精神”，透漏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这生命力的女子。
《红高粱》中这些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光明磊落、直率坦诚，不避生死、敢爱敢恨的人格力量，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巍然屹立的民族精神。
莫言小说《红高粱》，其大致情节是这样——
有个叫戴凤莲的女子，该当要出嫁的年龄了，爱财的爹妈将她许配给烧酒作坊单家做媳妇。哪知单家之子患有不治之症麻风病，流脓血淌黄水谁嫁他谁就毁了。轿子头余占鳌实际上是土匪头子，也许是出于拯救戴凤莲的目的，在她嫁到单家没两天，他就将单家父子杀了，并在高粱地里要了她。
戴凤莲留住准备散伙的长工们，成了烧酒作坊的新主人。为头的罗汉大叔，继续主事。他还负责饲养东家的两头大黑骡子。
日本人说来就来。进村抓民伕为他们修公路，刘罗汉与骡子一起被抓去。公路横跨墨水河，河上原木桥不行了，不可以载重汽车，要修石桥。罗汉大叔搬石块过程中遭遇监工毒打，产生逃跑念头。夜间本已成功脱逃，因要一同解救出骡子而再次被捉。日本人将刘罗汉剥皮示众，激起民愤。
一民女喜欢上余司令下属任副官，前往找他时误入余司令叔父处，并遭其强奸。任副官以离任相要挟，要求正法余大牙。千兵易聚，一将难求。余司令为严肃军纪，挥泪斩叔。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小说集中笔力，讲述一次抗击日军的伏击战的经过。余占鳌率部队在公路两侧的高粱地里埋伏，准备狙击从桥上经过的日本人的汽车队，为罗汉大叔报仇。戴凤莲亲自为部队战士送饭，途中被前来的鬼子枪弹击中。余占鳌与敌人激战，烧了敌人汽车，击毙鬼子一少将，双方伤亡惨重。戴凤莲血洒高粱地，成为抗日烈士。
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戴凤莲在弥留之际，有一段对生命的留恋和热爱的话：“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
这些发自肺腑的充满思想光辉的语言，丰富了小说的意蕴，增添了小说的阅读魅力。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看完《红高粱》的心情，那么这个词就是，气愤。
为什么会是这个词?之前推荐给姐姐看，姐姐说看不了，受不了里面的虐心和愚昧。 在日本人出现之前，见识的是九儿的聪明才智，欣赏的是余占鳌的兄弟义气。可是日本人出现之后，只想骂“愚昧”。 在民族大义面前，愚昧的民国子民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小家，可是“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国若丢失，家又何存?花脖子，恋儿，钱玉郎……就是这样的目光短浅的人，在外敌入侵的时候，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其一网打尽。如果没有爱国信念，再好的装备又有何用?如果没有血性，再多的人又有何用?
感谢我们的国家还有张俊杰这样有血性的爱国志士，感谢我们的国家还有余占鳌这样有血性的子民，更感谢我们的国家还有九儿这样逐渐成长起来的明事理明大体的女人。
与落后形影相随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贫瘠。没有文化太可怕，如我们曾经落后的中国;有了文化却偏离了主线更是可怕，如被蒙蔽了双眼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军人。
我们的教育缺乏了太多的爱国主义教育。
红高粱作为《红高粱家族》的第一部分，整体以胶平公路的伏击战为主线，其间以意识流的结构穿插着回忆，使人不断联想在这片高粱地里发生的故事。叙述主体在“我”“父亲”“爷爷”“奶奶”之间自由转换。看似凌乱的剧情发展够成了意识流叙述风格的特色。
在山东高密县东北乡一带，生活着一群有血性的人种。有个叫戴凤莲的女子，该当要出嫁的年龄了，爱财的爹妈将她许配给烧酒作坊单家做媳妇。哪知单家之子患有不治之症麻风病，流脓血淌黄水谁嫁他谁就毁了。轿子头余占鳌实际上是土匪头子，也许是出于拯救戴凤莲的目的，在她嫁到单家没两天，他就将单家父子杀了，并在高粱地里要了她。
戴凤莲留住准备散伙的长工们，成了烧酒作坊的新主人。为头的罗汉大叔，继续主事。他还负责饲养东家的两头大黑骡子。
日本人说来就来。进村抓民夫为他们修公路，刘罗汉与骡子一起被抓去。公路横跨墨水河，河上原木桥不行了，不可以载重汽车，要修石桥。罗汉大叔搬石块过程中遭遇监工毒打，产生逃跑念头。夜间本已成功脱逃，因要一同解救出骡子而再次被捉。日本人将刘罗汉剥皮示众，激起民愤。
一民女喜欢上余司令下属任副官，前往找他时误入余司令叔父处，并遭其强奸。任副官以离任相要挟，要求正法余大牙。千兵易聚，一将难求。余司令为严肃军纪，挥泪斩叔。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小说集中笔力，讲述一次抗击日军的伏击战的经过。余占鳌率部队在公路两侧的高粱地里埋伏，准备狙击从桥上经过的日本人的汽车队，为罗汉大叔报仇。戴凤莲亲自为部队战士送饭，途中被前来的鬼子枪弹击中。余占鳌与敌人激战，烧了敌人汽车，击毙鬼子一少将，双方伤亡惨重。戴凤莲血洒高粱地，成为抗日烈士。
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红高粱》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书籍，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红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红高粱》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与以往的探索小说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作者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淡化情节，靠纯粹的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作者在这部下小说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人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在此，作者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来达到这两者的完美结合的呢?